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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的好学精神今时

发布时间:2019-09-29 18:24:49 阅读: 来源:岩棉彩钢夹芯板厂家

孔子的好学精神

孔子向以博学著称,在当时被看作是几乎无所不知的“圣人”,众弟子更是服膺和崇敬有加:颜回谓之“仰之弥高,钻之弥坚”;子贡谓之如日月“无得而逾焉”,所谓“夫子之不可及也,犹天下之不可阶而升也……其生也荣,其死也哀,如之何其可及也?”孟子评价其为“出类拔萃,生民未有”和“金声玉振,圣集大成”。司马迁则曰:“诗有之: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……孔子布衣,传十余世,学者宗之。自天子、王侯,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,可谓至圣矣!”

然孔子认为自己被誉为“圣人”那是万万不敢当的,自称无非是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所谓“若圣与仁则吾岂敢?抑为之不厌、诲人不倦,则可谓云尔已矣”。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,“诲人不倦”自属无疑且有案可稽;然诲人不倦自当以博学多才为前提,而博学多才又当以好学善学为前提,否则焉能源源不断地教授给学生?

朝闻其道,夕死可矣

《论语》开篇说:“子曰: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[悦]乎……”孔子说“欲知则问,欲能则学”,说“君子不可以不学,见人不可以不饰”。尽管孔子平生言行皆谦虚谨慎而对自己评价向为低调,但惟独对自己“好学”这点,孔子是自信的,并深引以为赞赏,所谓“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,不如丘之好学也”。

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把思辨的快乐视作是神才配享有的幸福,而学习于孔子而言,也是作为人生“不亦悦乎”的一种快事来对待的:“可与言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……可以闻于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”;“其为人也,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”。孔子甚至比亚里士多德“吾爱吾师,吾尤爱真理”的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,谓“当仁不让于师”,“学如不及,犹恐失之”;谓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——早上闻其道,哪怕傍晚死了也愿意,其好学热道竟至如此!

孔子博学多才并非真的“固天纵之将圣”或他是“生而知之者”,而是刻苦加颖慧以学习所得,所谓“我非生而知之者,好古,敏以求之者也”所谓“吾少也贱,故多能鄙事,君子多乎哉?不多也”。孔子“入太庙,每事问”,别人笑他既然博学晓礼为何还要“每事问”,他回答说好问正是“礼”呀!

“默而识之,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,何有于我哉?”而孔子对孔文子“敏而好学,不耻下问,是以谓之文也”的评价,其实也是孔子的一幅自画像。孔子说:“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:少而不学,长无能也;老而不教,死无思也;有而不施,穷无与也。”强烈的求知求识、寻道寻理欲,支撑着孔子“君子忧道不忧贫”的一生:为道而学,为道而教,为道而施。

学无常师,择善而从

“孔子少孤”而“贫且贱”,按当时的家境和礼制,孔子虽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,但他是不大可能进入诸侯官学接受当时的高级教育的,那么孔子又何以“金声玉振,圣集大成”呢?孔子高徒子贡说得好:“夫子焉不学?而亦何常师之有?”也就是说,孔子的学习是学无常师、择善而从: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,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

按《论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春秋左传》等文献的记载,孔子明确拜学过的人有郯子、蘧伯玉、师襄子、老子、苌弘等,学习的内容涉及礼、史、官制、琴术等。孔子不仅向当时声望显赫的社会贤达虚心请教,甚至“大德不官,大道不器”的田野山林之隐士,孔子皆能慧眼识人且不耻下问,可谓“智者知人”。比如《微子》篇的楚人接舆、荷蓧丈人、长沮与桀溺,再比如“故畦拾穗”的田间老人林类,孔子皆遣学生执礼问讯,或自己亲临请益。

孔子虽然站在“学也禄在其中矣”的士大夫立场而有些轻视稼穑之事,但他还是十分坦率地承认自己稼穑“吾不如老农”和“吾不如老圃”,自己乃“空空如也”,谓“吾有知乎哉,无知也”。这就表达了一种“闻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”的明智之态度,可谓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为知[智]也”,绝不不懂装懂,粉饰无知。

《礼记·学记》曰:“玉不琢,不成器;人不学,不知道。”老子曰:“故善人者,不善人之师;不善人者,善人之资。不贵其师,不爱其资,虽智大迷,是谓要妙。”孔子也是这样的思想:善学者学无常师然时处有师,善者正面为师,不善者反面为师,洽闻强记,博物不穷,择不善而去,择其善而从,朱熹谓之为“无一事不学,无一时不学,无一处不学”,真是“留心处处皆学问啊。

举一反三,知类通达

孔子的学问表面上似乎仅是“博学多识者也”,然孔子说:“女[汝]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[欤]?非也,予一以贯之。”

《礼记·学记》曰:“记问之学,不足以为师。”按《孔丛子·嘉言》的说法,孔子实明确反对“繁辞富说,博而不要”。孔子以为学习、学问的妙处在于举一反三、融会贯通,如果不能如此,那才是司马迁之父谈公说的“博而寡要,劳而少功”。孔子虽热心授业传道,但无悟性者他还是不情愿教授的,所谓“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,则不复也”。对于能“举一反三”、“闻一得三”、“闻一知十”或“告诸往而知来者”的学生,孔子向为赞赏,以为此方可“师逸而功倍”或“孺子可教”。

“子曰:诵诗三百,授之以政不达,使于四方不能专对,虽多亦奚以为?“由周至清近三千年的中国教育,其基础是诗教,诗教所蕴涵和贯穿的类比思维以及对灵性通达的力求,乃汉语思维或汉语言文化思维的一大特点。天下之物、事不可胜察胜解,然“方以类聚,物以群分”,比物俦类,比类取象,推此及彼,举一反三,自可豁然开朗,条理通达。《礼记·学记》说:“知类通达,强立而不反,斯可谓大成。”孔子实非仅博学多识而已,乃博而有要,知类通达,广而条贯,金声玉振,是谓“大成”。

慎言敏行,躬践有恒

朱熹曰:“学之之博,未若知之之要;知之之要,未若行之之实。”孔子的学问正是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,关注世事人生,强调躬行践履,故他罕言“命”与“仁”、“性”与“天道”,主张学问要与生活结合起来,与世事人生结合起来,反对空谈或玄远空疏的学风,甚至毫不客气地说:“巧言乱德”,“巧言令色鲜矣仁”,“是故恶夫佞人者”。所以什么是“好学”?孔子说:“君子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,敏于事而慎于言,就有道而正焉,可谓好学也已。”

孔子认为学问之道不仅要谨慎于言语,而且贵在学而行之。“学”不仅在于提升人的言行,而且“行”又比“言”更重要;做人做事不怕说不出,就怕做不到,谓之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”。孔子认为贤者是以行动赶不上言语而为耻辱的,是以言过其实、言过其行而为耻辱的,故作为“君子”就要有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”或“讷于言而敏于行”的美德。如果做人能谨慎于言辞,敏捷于事行,且切近于“有道”,那么孔子以为就实现了学的目标。

孔子认为学问之道不可浮光掠影、三心二意,用他的话来说,贵在“有恒”二字。他说:“圣人”我没有见到,能见到“君子”就不错了;“善人”我没有见到,能见到“有恒”者就不错了——“亡而为有,虚而为盈,约而为泰,难乎有恒矣。”他利用“人而无恒,不可以作巫医”的南方谚语和《易》“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”爻辞曰:如果没有恒心,恐怕连做巫医这种卑职都不配;如果翻云覆雨,三心二意,迟早要招致可羞可耻之麻烦的。

所以,孔子经常认为自己的可贵之处在于“为之不厌,诲人不倦”或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或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,也就是一种激情满怀、不知疲倦、永不自满的躬践精神。子夏“日知其所亡,月无忘其所能,可谓好学也已矣”的话,也可以看作是孔子好学精神的一个绝好注脚:每日每月学所不知的新东西,又每日每月习已学过的东西,学而时习,温故知新,这就是好学。

内省自讼,知命安仁

孔子的学问侧重于世事人生,侧重于经世济用和安身立命。故其“好学”也体现在为西洋学问所不擅而为东方文化所盛秉的“内省自讼”的向度。也就是说,孔子开创的孔门儒学有指向和聚焦于世事人生的向度,套用清代戏曲家李渔“人情物理”之分,孔学的特点不是探求天地万物的具体性理,而是探求社会与人生的具体性情。

“子曰:君子道者三,我无能焉;仁者不忧,知者不惑,勇者不惧。子贡曰:夫子自道也。”司马牛问孔子人何以能成为“不忧不惧”的君子?孔子答曰:“内省不疚,夫何忧何惧?”孔子的意思是君子自我反省而做到问心无愧,上对得起天地神明,下对得起世事良知,所谓“仰不愧于天,俯不怍于人”,如此又有何忧虑或恐惧呢?孔子担心的不是是否不忧不惧,而是能否内省自讼,谓“已矣乎,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”。故得孔子心性之学真传的曾子说:“吾日三省吾身: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?”

孔子曾对颜回赞曰:“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,惟我与尔有是夫!”意为众人中只有颜回和自己能做到“得志与民由之,不得志独行其道”。孔子一生筚路蓝缕、东奔西走又处处不得志,被人讽为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,但孟子一语点破之曰:“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!”或曰:“天下之无道也久矣,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”

《论语》开篇曰: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[悦]乎……”结篇曰:“不知命,无以为君子也……”在指向世事人生的儒学中,基于“我”和本于“天下”的儒者,总是有一种难与调和的壮怀与悲凉:行之于世而不能,去之于世而不忍,现实之世事与仁义之我心,遂在“有道”与“无道”之间,演绎了二千五百年的孔门儒学。所谓“仁者安仁”和“求仁而得仁又何怨”,子曰:“不怨天,不尤人,下学而上达,知我者其天乎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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