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的提出， 受流行于二十世紀世界范圍內對經濟安全進行評估預警思潮的啟發。如美國的“美國商情指數”（哈佛指數）、法國的“景氣政策信號制度”、日本的“日本景氣警告指數”等，主要原理是，甄選部分敏感指標組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指標系統，針對經濟活動具有代表性、先兆性的若干變量進行測評和辨識， 以對經濟的活躍程度和安全風險進行評估。 2004 年漢源事件后，四川省遂寧市開始探索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，并在 2006 年率先實施，效果顯著。 江蘇、浙江、山東、 遼寧等省相繼把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引入維穩工作中。 各地因地制宜，積極探索，勇于創新，形成了不同的模式，如四川“遂寧模式”、山 東“煙臺模式”、浙江“平陽模式”、遼寧“沈陽模式”和江蘇“淮安模式”等，為在全國推行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有益的啟示。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主要內容包括七個方面 （七個一級指標）：

1、合法性。其主要內容（二級指標）為：重大事項的制定和出臺是否符合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， 是否與現行政策、法律、法規相抵觸，是否有充分的政策、法律依據；重大事項所涉政策調整、利益調節的對象和范圍是否界定準確，調整、調節的依據是否合法。

2、合理性。其主要內容（二級指標為：重大事項是否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律， 是否堅持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，是否符合大多數群眾的根本利益；是否超越絕大多數群眾的承受能力， 是否把改革的力度、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程度有機地統一起來；是否得到大多數群眾的理解和支持， 是否兼顧了人民群眾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， 社會各界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反應如何。

3、可行性。其主要內容（二級指標）為：是否堅持嚴格的審查審批和報批程序； 是否經過嚴謹科學的可行性研究論證，是否充分考慮到時間、空間、人力、物力、財力等制約因素；方案是否具體、詳實，配套措施是否完善；重大事項出臺的時機是否成熟；重大事項出臺后是否會造成其他地方、其他行業、其他群眾相互攀比。

4、環境因素。其主要內容（二級指標）為：是否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，對生態環境有何重大影響；當地群眾對該項目建設有無強烈的反映和要求； 可能產生環境污染、生態環境破壞的項目，是否有科學的治理、環保配套措施；是否具有相關權威部門的環保鑒定或審批手續等。

5、社會治安。其主要內容（二級指標）為：是否會引發較大的影響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的事件， 實施過程中可能出現哪些較大的社會治安問題； 是否會給周邊的社會治安帶來重大的沖擊； 重大事項實施前，治安突出問題和混亂地區是否得到有效整治；對可能出現的影響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的問題， 是否有相應的應急處置預案。

6、相關群眾價值觀。其主要內容（二級指標）為：是否與當地的民風民俗、生活習慣形成強烈的沖突；是否給當地的區域文化和社會價值觀帶來負面的沖擊；市民對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滿意率。

7、其它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。進行評估的關鍵一步就是要有合理的評估指標體系。 評估“重大項目社會穩定風險”關鍵在于兩個“變量”：一是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等六個方面作為客觀指標，二是民心、民意對重大事項的價值觀及其判斷作為主觀指標。 這樣就形成了合法性、 合理性、可行性、環境因素、社會治安、相關群眾價值觀、其它影響社會穩定因素共 7 個一級指標， 每個一級指標下的若干個具體評估內容為二級指標， 二級指標下面又分列出很多三級指標。 指標體系中各指標均使用五級計分法， 即根據指標值的大小分設 5 個 值：20、40、60、80 和 100。 指標值的大小與可能引發社會穩定風險的程度呈正比關系。相應地，重大項目社會穩定風險程度可劃分為三級。 總分為 71-100分的為 A 級，表示重大項目可能引發重大群體性社會事件， 該項目必須馬上暫停；31-70 分的為 B 級，表示重大項目實施的社會風險程度高于社會穩定的承受范圍， 需要限期整改；0-30 分的為 C 級， 表示重大項目社會風險在社會承受力范圍之內， 對項目承辦單位告知風險，并要求適當加強風險控制措施，以保證項目的順利實施。